1、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欧洲思想界经历了一场“回到马克思”的运动，但其焦点并非《资本论》中那位剖析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科学社会主义者，而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那位充满哲学与人道主义关怀的“青年马克思”。这一文本虽于1932年出版，却在斯大林主义信誉破产后（特别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被重新发现，成为新左派的理论基石。其中关于“异化”的核心论述——人在资本主义劳动中与自己的产品、劳动过程、类本质乃至他人相疏离——精准地击中了消费社会繁荣下的精神空虚。这种异化批判将矛头从传统的经济剥削，转向了文化、心理和日常生活领域的压抑。马克思主义由此摆脱了苏联教条的桎梏，从一个关于夺取国家政权的革命纲领，转型为一种对现代性进行全面批判的文化哲学。它为不满于物质丰裕却感到意义匮乏的青年学生，提供了剖析自身困境的精密工具，使得反抗不仅针对外在体制，更直指内在的“虚假意识”，开启了从“政治经济学革命”向“意识革命”的关键转向。

2、与存在主义强调个人选择与责任不同，发轫于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并在福柯、拉康、阿尔都塞等人手中发扬光大的结构主义，提供了一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它宣称，个人的思想、行为和社会的运作，并非由自主意识驱动，而是由背后深层的、无意识的语言结构、亲属关系结构或知识型所决定。这种思想在六十年代极具吸引力，因为它以一种科学式的冷峻，彻底瓦解了资产阶级关于自由主体、进步历史的宏大叙事，迎合了青年对一切传统权威的怀疑。然而，结构主义内含一个致命的政治悖论：如果主体只是结构的“承载者”或“效应”，那么历史变革从何而来？革命行动何以可能？它虽然极具批判锋芒，能解构一切，却无法为建构新世界提供行动方案，最终导向一种知识上的激进主义与实践上的消极观望之间的奇特结合。学生运动一方面运用结构主义话语批判大学、家庭等“机构”，另一方面又渴望成为创造历史的主体，这种理论偏好与行动渴望之间的张力，始终萦绕着1968年的风暴。

3、让-保罗·萨特与雷蒙·阿隆，这两位昔日同窗在六十年代的思想对峙，完美象征了时代的精神分裂。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宣称，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一切思想都必须在它之内或依附于它才能生存。他试图将存在主义融入马克思主义，为个体的自由选择寻找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相反，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等著作中，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其共产主义变体，诊断为一种诱惑知识分子的“世俗宗教”，它提供了一套解释一切、承诺终极解放的教义，却掩盖了其背后的极权主义逻辑。这场辩论远非单纯的学术之争，它框定了整个思想场域：无论你是像萨特一样拥抱它，还是像阿隆一样拒斥它，你都不得不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你思考的绝对坐标系。这种思想垄断造成了深刻的知识生产路径依赖。要成为严肃的批判者，必须精通马克思主义术语；要分析社会，阶级分析几乎是唯一被认可的范式。这使得“左”成为了批判性思想的同义词，任何非左的立场都被先天地怀疑为保守或辩护，极大地压缩了政治和思想光谱的多样性。

4、在官方共产主义因斯大林暴行和匈牙利镇压而声望扫地之时，托洛茨基主义作为列宁主义内部的“纯正”异端，获得了新生。托派团体（如法国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英国社会主义劳工联盟）规模虽小，却以纪律严明、理论正统和行动激进著称。他们坚持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批判斯大林“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路线是背叛世界革命，导致了苏联的官僚退化。其核心策略是 “打入内部” ：成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大型工会、社会民主党或学生组织，从内部激进化和“转折”其政治路线，以期夺取领导权。这一策略使托派活动家在1968年运动中发挥了远超其人数的组织作用。他们是游行示威的战术专家、传单和口号的高产作者、激进理论的普及者。托洛茨基本人作为被斯大林刺客杀害的殉道者形象，也增添了其道德魅力。然而，托派团体自身也常陷于教条主义的内部争吵和不断分裂。尽管他们提供了运动所需的组织骨干和革命修辞，但其对无产阶级“先锋党”的迷恋和密谋式作风，与运动中普遍的自发、民主、反等级制精神，始终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

5、新左派为了与斯大林主义正统划清界限，急需寻找属于自己的思想先驱。于是，一批在共产主义运动早期失败或被边缘化的理论家被重新发掘，奉为“失败的先知”。罗莎·卢森堡因其对列宁民主集中制的批评（强调群众的自发性）和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而受推崇；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揭示了统治阶级如何通过学校、媒体等制度获得被统治者的“同意”，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阵地战”提供了全新战略蓝图；格奥尔格·卢卡契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的“物化”概念，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相呼应，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如何将社会关系转变为冰冷的物与物的关系。这些思想家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曾深度参与革命实践却最终失败，其理论因此带有悲剧性的反思深度；他们都强调意识、文化和主体性在斗争中的关键作用。对他们的重新捧读，不仅为新左派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武器，更重要的是，构建了一条“另类的”左翼谱系，一条强调民主、文化和批判精神的谱系，从而在历史和理论上都强化了自身反官僚、反权威的正当性立场。

6、路易·阿尔都塞的学说在六十年代中期的法国一度风靡，他试图完成一项艰巨的理论综合：用当时最前沿的结构主义方法，将马克思主义“科学化”，以抵御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侵蚀。他提出著名的 “认识论断裂” 说，认为1845年前后的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决裂，从意识形态的人道主义转向了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只有《资本论》时期的“成熟马克思”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将社会整体视为由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多个“实践”层面构成的复杂结构，其中经济“最终”决定，但各层面有“相对自主性”。这套极其晦涩、充满新创术语的体系，对渴望掌握一套“科学”批判工具的青年学子产生了巨大吸引力。然而，其理论隐含着致命的僵局：一方面，它强调结构的决定作用，几乎完全抹杀了人的主体性和阶级斗争的能动性；另一方面，它又宣称哲学本质上是“理论领域的阶级斗争”，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主体去执行的行动命令。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在此达到顶点。1968年五月风暴后，阿尔都塞的学说因无法解释和指导这场自发的群众运动而迅速褪色，成为理论生产脱离现实、最终沦为学术智力游戏的典型案例。

7、赫伯特·马尔库塞，这位法兰克福学派流亡美国的哲学家，意外地成为欧洲新左派的精神导师。他在《单向度的人》等著作中提出，发达工业社会通过技术理性和消费主义，成功实现了对社会的“压抑性去升华”或“压抑性宽容”。社会允许甚至鼓励性自由、不同政见等表面上的反抗，但将其纳入商品化和体制化轨道，从而抽空其颠覆性内核。资本主义不仅剥削工人的劳动，更殖民了人的本能和欲望，通过制造“虚假需求”（对商品的无尽追求）来替代“真实需求”（自由、创造与爱）。人被整合进一个丧失否定性、批判性思维的“单向度”存在。这种批判实现了关键的 “心理学转向”：压迫的根源从外部的工厂和國家，深入到了个体的心理结构乃至无意识层面。这为学生运动提供了全新的斗争场域——“日常生活”。革命不再仅仅是夺取政权，更是解放被压抑的爱欲（Eros），改变感知方式和生活方式。马尔库塞的理论将弗洛伊德与马克思结合，为反文化、性解放以及对“富裕社会”的全面拒斥，提供了看似深刻的理论辩护，尽管其将“真实需求”与“虚假需求”截然二分的做法，本身也带有浓厚的精英主义色彩。

8、由于对西欧工人阶级的“收编”感到失望，以及对苏联模式的幻灭，欧洲新左派将乌托邦期望投向了遥远的“第三世界”。古巴的格瓦拉、越南的民族解放阵线、特别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被浪漫化为 “纯洁革命” 的活样板。欧洲学生忽略或美化这些运动内部的复杂性和现实困境，而是将其抽象为反抗帝国主义、拒绝妥协、主张持续革命的道德象征。切·格瓦拉英俊的殉道者形象和毛泽东的红宝书，成为席卷校园的时尚符号。这种投射暴露出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这是对欧洲中心主义的反抗，试图在西方之外寻找替代方案；另一方面，这本身又是一种新的欧洲中心主义——他者的革命被简化为满足欧洲左派自身理论需求和道德激情的素材，其真实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条件被忽视。萨特为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所作序言中赞美反殖民暴力的“祛魔”力量，正是这种浪漫化投射的哲学表达。这种对第三世界的想象性认同，虽然提供了道德激情和反抗偶像，却因其严重的认知偏差，无法为欧洲自身的复杂社会提供切实可行的政治方案，最终更多是一种情绪化的姿态而非理性的战略。

9、传统马克思主义将产业无产阶级视为历史的“掘墓人”。然而，六十年代西欧蓝领工人数量相对下降，生活水平提高，工会趋于保守，革命意识似乎消退。为了给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反抗行动提供理论合法性，塞尔日·马莱、安德烈·高兹等理论家提出了 “新工人阶级” 理论。他们认为，在自动化、科学技术成为主要生产力的后工业社会，革命的主体不再是传统的体力劳动者，而是那些掌握知识技能、却因资本主义分工而异化的“新工人阶级”——包括工程师、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和学生。他们处于生产过程的“神经中枢”，其罢工能造成最大破坏；他们因工作对创造性、自主性的要求与资本主义管理的强制性之间的矛盾，而孕育着更深刻的批判意识。这一理论成功地将学生运动从“小资产阶级冒险”的指责中解放出来，将其重新定位为潜在的新革命先锋。它回应了“学生算不算工人阶级”的身份焦虑，为校园斗争与工厂斗争（特别是法国1968年罢工中技术人员的角色）的联合提供了理论纽带。然而，这种重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理论的自我确证，现实中的“新工人阶级”远非统一的革命主体，其理论影响力主要局限于激进知识分子圈子。

10、六十年代欧洲大学的急剧扩张，创造了一个庞大的“理论市场”。新创刊的学术期刊、雨后春笋般的平装本理论丛书、以及对“创新”永无止境的需求，催生了理论的爆炸性生产和消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等术语被简化为可流通的“概念货币”，脱离了其原初的复杂语境和问题意识。理论成为一种专业竞技和职业晋升的资本，精通最新理论黑话成为跻身学术圈的门票。这种“理论通胀”导致了双重危机：一是批判性的钝化：当一切都可以被结构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话语娴熟地解构和批判时，批判本身变成了例行公事，失去了刺痛现实的力量。二是与政治实践的严重脱节：象牙塔内精妙的术语辨析，与街头运动所需的清晰口号和行动策略之间，出现了巨大鸿沟。学生领袖可能一边引用阿尔都塞讨论“多元决定”，一边组织占领教学楼，两者之间并无有机联系。理论不再是指导实践的罗盘，而更多是装饰抗议行动的时髦徽章。这场知识生产危机预示了后现代状况的来临：意义在无尽的阐释中飘散，宏大的理论叙事在解构中耗尽了自身，留下了充沛的批判能量和一个不知该如何建设的未来。